复旦复旦，浙大下的蛋!
发布: 2009-11-03 13:48 | 作者: 转载 | 来源: 转载 | 查看: 501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 因战时办学经费紧张，申请教育部于1941年改为“国立”。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到1949年学校虽已设立文、理、法、商、农五院20多个系 （科），但规模都不大，名教授也明显少于他校。鲁迅、郭沫若、邹韬奋、老舍、竺可桢、马寅初等著名学者曾获邀请到校演讲。即使仅仅在江浙一带，无论是同国 立的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还是同私立的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等等相比，这时候这所新的国立大学只是偏向于地方 上的小学校，“几无名师”，无论是学校还是师生在社会上影响还不大，还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名牌大学。
1950年高校初步进行小规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
1952年秋，本着学习苏联，中国进行了大跃进式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调出，分别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
和沈阳农学院；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东
吴大学、之江大学、英士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整体或部分并入复旦大学。也许与复旦大学优秀
的革命传统和“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校长努力有关，至此，复旦大学获得巨大的输血，一跃充实成为一时南方最强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就这样由国家“计划”
复旦大学一举走上了名牌之路，同原民国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办学理念不同，创造了计划经济直接配置教育资源，而数月间彻底改造大学面貌的历史奇迹。
与此相反，民国时期的名校及高等教育重镇浙江大学等校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上海至江浙各著名私立大学纷纷“亡校”，以后的几十年则出现复旦大学需要接待数十 所“消失”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校友并管理其校史工作，而每逢浙大交大同济等尚存学校校庆日，大批教授教师员工浩浩荡荡由复旦专车接送”返校“参加活动，" 每年4月1日浙大四校区内、西子湖畔，复旦人马充斥”的中国高等教育”奇观“。
在这场轰轰烈烈建设新复旦大学的过程中，浙江大学倾其所有文理之人力物质资源于复旦。由于时代限制，考虑到对江浙原国民党政权的大学重镇中央大学和浙江大 学进行战略性削亡肢解，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分离浙大的决定，并派员出面对广大师生做思想工作，陈立等部分名教授和大批师生接本部苏步清来信，于 安徽五河农村的土改现场连夜开会，并第二天步行80里转舟车赶回杭州，反抗军队接管委员会的命令和向华东军政委员会申诉。当时竺可桢、马寅初、王淦昌、贝 时彰、束星北等已经奉令调往北京、山东等地，所以在一片争议和反对声浪中，1952年8月争取还是最终失败。
按教育部的方案，不管“硬要把全国第一流的文理学院划分到很一般的小学校去，一些老先生有看法，有争论”，苏步青甚至是在被军管会灌醉的情况下硬推上离杭 火车，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谷超豪、胡和生、夏道行、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谭其骧（先期已去）、谢兰安、沙昭宇、卢庆骏、石钟慈、丁大 钊、裘志洪、于同隐、孙宗彭、金鉴明、戚叔含、方重、盛祖嘉、郦庚元、赖祖武、殷鹏程、叶敬棠、龚升、张素诚等大批教授师生及其家属数百人和相关院系图书 设备不得不浩浩荡荡离杭赴沪。
杭州仅留四个工科系和两位一级教授维持，“惨淡经营”，总算抵制住改名“浙江工学院”的命令(此时中央大学该部已经为“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使这个 抗日战争中历尽艰难、辗转办学而弦歌不辍、发扬光大的“东方剑桥”遭遇重创,几乎“亡校”，并对后三十多年学校的发展，和培养一流人才造成了巨大困难并影 响至今，相当长时间也影响了其国内外的地位。
除陈立、夏承焘等坚持留下并转入后杭州大学（后陈建功也返回任杭州大学校长），南方最强的文理学院基本整体转往复旦，调整后复旦大学除新闻科外，所有教务 领导、全部院系主任、院士和一级教授均来自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唯有的两名原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来自浙江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成 为全国获得最大受益的大学，由一所地方上非常普通的大学跃居中国最有实力的名牌大学之一。
毛-泽-东主席于1951年应陈望道校长之请，为复旦亲笔题写了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