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百年苦难史

1946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迁回杭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时，竺可桢便致电龙泉分校，提醒要收回浙大在杭诸产业。又于8月16日，和土木工程系主任吴馥初商议杭州校址新建设规 划，19日，召开教授会议讨论迁校，25日，即席演讲《战后大学教育》。9月14日，竺又召开校务会议，提出，浙大将来须办成三千人之大学，水平绝不能降 低。10月18日，竺回到阔别八年的杭州，视察浙大校舍。11月8日，浙大终于在杭州举行了抗战八年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

1946年4月1日，浙大校庆49周年，时值竺可桢长校十周年，不少人建议两庆合一，竺却认为，自己来校不过十年，而苏步青等人来校已十五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应当为他们庆贺。在他的倡导下，各系纷纷任教二、三十年之教授开庆祝会，竺一一亲临祝贺。

校庆之后，浙大开始了繁忙的迁校工作。5月11日，贵州遵义教育文化界举行了欢送会，中旬浙大开始复员。至年中，浙大终于全员返回杭州。

8月30日，竺决意辞去兼了十年之久的气象研究所所长，决心专心致志浙大办学。他写信给贝时璋，劝其不去北大来浙大；人类学家吴定良未受中央研究院 重用，竺认为其在人类学颇有造诣，立即聘至浙大，后吴在浙大创办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竺又邀请知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创办法学院，贵阳医 学院院长李宗恩担任医学院召集人，后李宗恩北上担任母校协和医学院召集人，遂改由王季午担任医学院召集人。

此时浙大和厦大还发生了争夺教授的佳话。二战结束前夕卢嘉锡还在美国时，就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发来的信函和电报，邀请 卢回国后到各自学校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盛情难却，加上远隔万里，又是战时联系困难，卢两边都没法回绝。一踏上故土，正在上海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 教授就亲自给卢送来了聘书。可是回到厦门后，母校厦门大学也坚决不放卢走。两校谁也不让谁，卢一时处于“情”与“义”两难的境地。幸好有人两边说和，让卢 同时在两校任教，常住厦门、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课，隔些时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讲一段课，这才使两校的争端得以解决。于是，卢1946年先在厦大讲课，11 月底再赶赴浙江大学任课（浙大刚由贵州遵义迁回杭州，12月份才开学）。1947年春当卢在浙大第一次讲课结束离开学校前，140多名师生联名写信挽留， 连当时的代理校长郑晓沧也在挽留信上签了名。 1948年秋天，卢又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至1949年，卢才辞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和教授一职。

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科、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8年底，浙大同事为解决子女上大学之问题，办了一个补习班，提出只要在补习班学习成绩合格，既可免试入浙大。这一要求在校务会上得以通过。竺 可桢得知此事之后，颇不以为然，这是“不顾公平是非舆论”，如果浙大子女可免试入学，“我们就成为特殊阶级”，在竺的坚持下，这个决定被否决了。

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六十华诞。虽然竺对自己生日历来秘而不宣，但还是被人探听出来，广为宣传。气象学界准备为他出专集、辟纪念室。浙大更 为热闹，校内和各地校友送来不少贺函、贺电、贺仪，以至于竺在《浙大日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3月6日，学生自治会开盛大祝寿晚会， 竺辞而不往；3月7日，学生提出建竺可桢图书室，竺谓:人尚健在，何必有此举。3月8日，学生为他生日大做广告，他将贺礼一律退还。学生又向他献旗，上书 “浙大保姆”。

从1936年4月25日至1949年春，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已13年。期间他曾在宜山受训，却没有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对他十分不欣赏，国民 党的教育部几乎每年都要考虑更换他。只因为竺校长在浙江大学很得人心，管理有方，另外由于陈布雷与他私人有深交，才得以留下来。

如此一直到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获全胜，并开始准备渡江，此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电催他赴台湾。 竺可桢决心留下，此事他当然不能公开宣布。就在4月下半月，国民党教育部又下了一道命令，要竺可桢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竺可桢经过考虑，用拖延法 应付，按兵不动。但事与愿违。在杭州解放前几天，国民党又来了一道命令，内容和上次一样，但文件是由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的。此时竺可桢觉得这一次由军方 转，是一个信号，如果不去，军队就可以抓他去，“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竺决定去上海，但家属仍留在杭州，他到上海后再想办法。临别之际，留信 给浙大应变委员会，言及保安司令已答应不入学校捕人，又勉励委员会诸君“发扬浙大”。